房地产税考虑税负痛感 2.5%的房地产税最高税率

对于纳税人来说，缴纳房地产税带来的是直接痛苦，购买商品缴纳间接税，二者相较，痛感轻重显而易见。
　　近来，媒体刊发了贾康《房地产税变革的五大正面效应》的文章，提出了一些劲爆观念，比方房地产税总体上下降我国社会“税收苦楚”。
　　又比方地方政府年度内其他一切收入核算完后，还需求多少财力予以弥补，据此可倒算出一个当年的房地产税税率，这个税率要落在法制给出的区间，一般不超越2.5%等。

房地产税能下降税负痛感吗？
　　商场对房地产税收的争议，可以用“爱恨交加”四个字形容。支持者期望它能调控房价；反对者恐其增加本身纳税担负。
　　贾康认为，房地产税收可以下降我国社会“税收苦楚”。其逻辑是：我国间接税比重过大，因为间接税可以转嫁税负，普通老大众在购买产品时承当了更多的税负，所以税负苦楚指数较高。征收房地产税之后，直接税比重进步，普通老大众交纳的间接税就少了，苦楚指数下降。
　　不过，需求追问的是，征收房地产税后，间接税比重能否真的下降？这需求看财税体制变革归纳推进状况，但绝不是房地产税开征就必定导致间接税比重下降。
　　并且，税负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，间接税并不悉数由消费者承当。如果产品供大于求，出产者也会承当相应税负。
　　比方，一个厂家投入40000元出产了100台电视，需交纳增值税680元。如果电视机商场紧俏，那么厂家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一些，不只将增值税回收，并且会依据出售状况，逐步将价格进步，增加利润。
　　相反，如果商场疲软，厂家仅可以卖出50台，剩余的50台出产成本不只要厂家承当，增值税也转嫁不出去。
　　从苦楚感受来看，直接苦楚要比间接苦楚大得多。关于纳税人来说，交纳房地产税带来的是直接苦楚，购买产品交纳间接税，二者相较，痛感轻重清楚明了。
　　正因如此，开征房地产税收，恰恰需求考量老大众的税收痛感：一方面，要在立法环节经过争夺变革一致、规划老大众可以承当的税率等办法，最大极限下降老大众的苦楚；另一方面需经过公共福利供应的进步、廉洁高效政府建造等途径，来化解大众税负苦楚。
　　最高2.5%的房地产税率是高仍是低？
　　2.5%的房地产税最高税率，也引起了商场高度重视。
　　2.5%这一静态数字并没有多大意义，但如果将它和房子价值连接起来，用乘号一乘，其成果就大不相同。
　　比方，关于中西部或县级城市，一套房子假设价值50万，依照2.5%的税率一年交纳1.25万元税款，如果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，一套房子价值1000万，2.5%的税率一年要交纳税款25万，相当于一个一二线城市中产一年的收入。
　　这一税率，不管是对中西部城市仍是北上广一二线城市，都十分高。
　　一起，在房地产没有进行买卖(取得收入)的状况下，对房地产纳税，实际上是对房子一切者的薪酬或其他收入纳税，高税率将会影响到房子一切者根本生活状况。
　　其实，在开征房地产税的大部分国家中，税率一般只在1%左右。
　　比如，挪威的房地产税率在0.2%-0.7%之间，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的税率甚至不到0.01%，法国的为0%-1.5%，日本的为1.4%，美国、英国等国家的房地产税率由地方政府确定。
　　大部分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，是按照低税率、加更多的抵扣抵免，来降低纳税人实际税负。比如，法国对纳税人的主要居住所给予30%的折扣，意大利对纳税人的每个26岁以下的子女减免250欧元，英国对单身的成年业主给予25%的税收减免等。
　　改革要给地方政府套上制度笼子
　　财政部长肖捷撰文透露，房地产税收改革将按照“立法先行、充分授权、分步推进”的原则进行，其中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。
　　笔者认为，在房地产税收改革中，下一步将会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，但前提是要建立规范地方政府征税的制度笼子，不能由地方政府“任性”征税。
　　所谓“按照财政缺口确定房地产税收税率”或许并不合适。因为，地方政府财税填充问题，并非短期就可解决，近年来实际情况表明，有的地方政府税收不够费来补，即使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乱收费，但依然我行我素，乱收费尚未根本杜绝。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让地方政府根据一年花销情况，倒推房地产税率，难保地方政府不发生无节制弥补财政缺口的现象，倘真如此，或将引发更大社会矛盾。